康有为没有那么重要-【zixun】

史家蒋廷黻说，鸦片战争没有惊醒老大民族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少耽误了20年，我以为，如果着眼于制度文明的变革的话，至少耽误了半个多世纪。张謇是1853年出生的，康有为是1858年出生的，梁启超是1873年出生的，历史要等到他们，当然还有谭嗣同、张元济以及陈宝箴、陈三立等新人物登场，才有了点儿新迹象。

1898年，而立之年的光绪帝确是历史上难得一见、有抱负的青年君主，但他手中没有足够的权力，至少没有改写历史、扭转文明航向的实权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必败无疑，如果参与维新变法的大臣志士运筹好了，稳健地推动渐进的变革，逐渐化劣势为优势，虽说成事在天，毕竟是谋事在人。

从当时的情况看，论天时，危机感笼罩之下，为民族谋出路，得人心，许多士大夫都支持变革，至少慈禧太后一开始并不反对变法，否则，一百天都不可能。论地利，至少在湖南有陈宝箴这样坚定的维新派，湖北的张之洞、谭继询也基本上支持变法，其他地方在观望之中的疆吏，假以时日，也并非不能跟上来的。论人和，皇帝站在了变法的中心，有一部分大臣，许许多多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站到了这一边。不能说变法就注定了失败。历史没有命定。

关于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戊戌变法，我们以往了解的那些都是从康有为、梁启超笔下来的，主要代表了他们这一派的说法。因为变法失败，六君子殉难，康、梁亡命海外，继续举起维新、保皇的旗帜，赢得了海外华人和国际舆论一边倒的同情。他们赢得书写、解释那段历史的主导权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很多当事人陆续离世，拥有很强宣传能力和天生懂权谋的康有为，加上“笔锋常带感情”的得意弟子梁启超，他们的声音在这个过程中被逐渐放大。我们从历史教科书中获知的戊戌变法几乎就是以他们为绝对主角的，连主动变法的光绪帝都成了陪衬、配角。

康有为因身历戊戌变法而暴得大名，流亡海外16年，“周游大地，遍四洲，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”。晚年在他所反对的民国安享富贵尊荣。他支持张勋复辟，可惜只捞了个弼德院副院长的虚职。他在西湖边筑庐，娶得孙女辈的西子姑娘为六姨太。他在《大同书》中鼓吹的一夫一妻从来没有想过要身体力行，那只是给后人研究的思想罢了。我曾说，不能落在大地上的思想是不会发芽的。在百日维新之后，他实际上已成了个拉倒车的。相比之下，他的学生梁启超后来的贡献要在他之上，晚年任清华国学院导师，在学术上还多有建树。

近些年来，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做过许多努力，越来越多有关戊戌变法的历史细节被挖出来了。

大量可靠的史料可以证实，康有为确是维新运动不可忽视的重要推动者，但并不是像他自己说的那么重要，比如光绪帝的那份密诏不是写给他的，比如所谓一千三百多举人联名“公车上书”并非事实。当然，他起草的那份文稿还是所有上书中最精彩、最有分量、最激动人心的。诸如此类的史实正逐渐变得清晰起来。

从 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，一共103天，光绪帝下的新政诏书就有一百多件，几乎每天至少都有一件，真的是像雪片一样飞到全国各地，涉及经济、教育、工业、商业、农业、行政等各个方面，令人应接不暇、眼花缭乱，就是要认真执行也来不及，何况多数地方还在观望中。到了9月22日，北京政变已发生，已开缺回原籍江苏常熟的翁同龢还在日记中说：“自明发皆归电报后，络绎纷纭，新政焕然，目不暇接。”第二天，他读到21日的电传阁抄，他才知慈禧太后已再次垂帘。

当时全国的18行省，只有陈宝箴主持的湖南，才真正推行了新政，尽管不断遭到守旧势力的反抗、抵触。而且，湖南新政的起步要比百日维新更早一些，到戊戌年已有一定基础。

往事如烟，世局如棋，不以诗名的陈宝箴在维新失败后留下意味深长的诗句：“乾坤泡幻局如棋，独立苍茫事可悲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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